韩国-新儒学统治的重新崛起(朝鲜初期时代 )
　　幼王成宗（1469－1494在位）登基，在太后和咨政大臣的摄政下执政。给国王讲课是反对世祖的上大夫们设法废除佛教仪式和朝廷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角斗场所，这位可怜的幼主每天要按严格的日程上两至四次课。春秋馆除了给国王讲课以外，还被扩大成为进谏机构。每天照例向国王大量灌输儒家思想，于是国家对佛教的支持逐渐减少。成宗在位期间，官吏从官田收租收税作为私人收入的权利开始衰微。
　　在新设的读书堂，青年学者受到良好对待并得到机会。儒教在国王施政中再度有了自己的地位。实施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刊印了诸如韩国历史地理概要这样的著作。还印制了一部韩国与中国文学选集和一部关于传统音乐的附插图的教本。
　　然而，恢复儒家统治的这些努力还不能满足广大学者的要求。他们当中在世祖在位期间曾遭受歧视的人在朝廷中立住了脚跟，但是经济状况并没有重大改善。在对官吏的土地实行由中央收取和分配地租之后，官吏和两班在耕种权方面谋求对土地的控制，从而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权份额。此外，土地面积由于开垦荒地而增长，而这又进一步促进农业庄园的增加，但是朝鲜王朝却试图阻止这一进程。一些农庄搜罗了奴婢和农民。另一些则放弃自己的自由地位以逃避沉重的土地税，徭役和贡税。
　　由于获得官职之路向反世祖的各派开放，拥有地产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但是争取获得官职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那些拥有功臣田、特别赐田、已开垦土地耕种权的人突然间成了人们抨击的目标。
　　丧失土地的文人学士陷入贫穷。又不得不依靠亲属集团中当上官吏的人给予提携和帮助。这种相互提携帮助关系的一方是在京城做官的人，另一方是在边远地区拥有土地的两班。
　　这也是朝鲜王国时期每一个两班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关键因素，而且在成宗在位时更加盛行。金宗直（1432－1492）是一位有着许多追随者的很有名望的学者兼官吏，因为他提倡新儒学的矫正理论，而提倡这种理论隐含有谴责世祖篡位意思。他的成功一时间成了新学派重新崛起的顶峰。
　　公元1495年成宗逝世，燕山君即位。燕山君的统治以肆无忌惮地镇压文人学士而出名。起初，他因为这个集团大叫大嚷反对母后逝世时举行的佛教仪式而处于窘困境地。后来，燕山君对于这些新儒学文人学士上了数百道奏疏提出抗议感到十分气愤，便对他们进行猛烈反击。他的第一次清洗是根据一项反对国家罪的指控实行的，因为金宗直的一名学生在其历史文稿中影射世祖篡位。通过这一次以及随后在1504年进行的另一次清洗，燕山君消除了由史官、谏官和议政大臣行使权力的制约。儒家治国方式几乎毁于一旦。
　　他这些异乎寻常的反儒教反佛教行动违背了《经国大典》，使整个两班阶级感到惊愕，直到最后他们起来把他废黜。
　　中宗（1506-1544在位）随之即位。中宗得到废黜燕山君的朝臣们的拥护。恢复儒教统治的责任落到了中宗身上。新儒教学派的再度崛起使提高士大夫阶级的经济地位成为一项迫切的必要任务。一些文人学士被授予功臣田，另一些文人学士通过获得特许兴办拥有一些田地和奴婢的私学而找到了解决办法。这种地方私学成为各学派和各宗族集团培训知识分子中心。
　　逃难农民的增加造成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日益加重。有势力的学官赵尤祖主张采用举荐制度录用政府官吏和成立地方会社改善士大夫们贫困的境况。举荐制得到实行，他的集团得到录用担任官职，但是仅仅这样还不能使他们满足，因为没有授予他们适当的田地。
　　新儒教学者在公元1519年，即他们实现了举荐考试制这一目标的那一年，被诬蔑犯了叛逆罪。
　　大臣和文人学士往往卷入王位继承纷争之中，而且彼此之间争夺官职，特别是由于他们的人数随着私学扩大而迅速增多。他们建立在地方学校和宗亲组织基础上的共同利益必然会使他们分成派别，由于他们属于同一阶层，所以对立得更厉害。在16世纪末，私学数目超过一百所，新儒教哲学的杰出学者就以这种书院作为自己的隐蔽所。
　　至于普通百姓，他们由于缴田赋、服徭役、纳军税、服兵役，尤其是要缴纳由受委托的代理人征收的贡税，境况十分艰难。农业庄园的发展速度加快，进一步促成农民经济的衰落。一位名叫林巨正的正直的亡命者起来反抗贪官污吏。他招募了一大批农民，没收富有的两班官员的财产，把它分给穷人。他在京畿和黄海两道，夺取官府的粮仓，救济饥饿的人民。虽然他在1562年被擒获斩首，但是他的侠义行为和革命思想却深得人民的钦佩，并给创作《洪吉童传》这部受欢迎的小说提供了灵感。